太子城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张家口奥运村西，2017～201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59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评选为“2018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和“2018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六大新发现”。

邢窑遗址于1980年首先发现于临城县，之后分别在内丘、邢台和石家庄高邑县境内发现，目前共确定遗址总数32个，约北朝后期创烧，元代停烧。

二、明确了定窑的始、终烧时间。1934年叶麟趾先生首次指出定窑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即涧磁村），为定窑的实地调查指明了方向。基本可确认：定窑连续性的窑业生产始于中晚唐。

东魏元祜墓葬位于磁县讲武城镇孟庄村西南，东北距磁县县城约10公里，西北距“天子冢”（传为东魏孝静帝西陵）约3.5公里。

北福地二期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和灰坑，出土遗物包括石器和陶器，陶器以夹砂夹云母红褐色陶为主，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的刻划纹、刷抹线纹等纹饰。

皇城南门由三个门道组成，每个门道东西两侧的墩台及隔墙端部，各有一个结构类同的门砧石，每个门砧石南北两侧对称分布两个斜向支撑门柱的戗柱柱础石。

集中出土于棺床上，少量出自甬道和墓室中。方向184°，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四部分组成。王母唐墓虽经盗扰，但墓葬形制、仿木构建筑保存完整，壁画特别是山水画保存完好，椁室形制特殊，是我国晚唐中小型壁画墓的重要发现，树立了晚唐时期壁画墓的标尺。

墓门南连墓道北端，上部已毁，仅存西侧东西向门墙底部2-3层砌砖，残长0.18米，宽0.14米，残高0.18米。墓室中北部偏东残留棺床南壁底部一层砌砖，残长0.8米，宽0.16-0.36米，残高0.05米。墓门、甬道、墓室上部砌砖及封门砖无存。

环境考古调查苏桥团结村堤工段落碑通过调查和勘探，对大清河两岸文物资源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为揭示大清河在连接南运河与冀中地区两地的作用，丰富大运河文化带内涵，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基础考古资料，河北省文物局委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了大清河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和考古勘探。通过勘探，核验了调查结果，搞清了大清河下游地区河流两岸区域遗址的埋藏情况、分布范围、年代、性质等，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涞城南遗址是兼有墓葬和居址的西周至汉代重要遗址。还有宋金元、明清时期遗存。南河遗址主要是一处唐宋时期大型墓地和遗址，遗迹数量多。

主墓室，与东西墓道相连，平面呈长方形，为半地下的石室结构，可发掘部分约为整个墓室的三分之一。南侧室，位于主墓室南边中部，平面为长方形，为砖室木顶结构，南北长10.3米，东西宽5.5米。从这种墓葬结构来看，双墓道有西汉早期的特征，石板和砖混筑的方法，既有西汉早期的特征，又有东汉的特征，应是由石板向砖砌过度的时期。

这些文化遗存时代早到新石器时期，晚到明清时期，历代遗存都有发现，地下埋藏文物尤以新以石器、战国、汉代为多，涉及城址、聚落址、墓葬、窑址等。晾马台遗址，位于容城县晾马台镇晾马台村西北，面积1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2—3米，典型器物有绳纹鬲、灰陶盆等，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陈调元庄园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了雄安新区境内文物遗存总体分布情况，为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编年和时空框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弘扬新区优秀文化，延续新区历史文脉，服务于新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故郡遗址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城址、墓地、居址三位一体，多种文化因素在此交融，在丧葬活动中用使用华夏系统的车马祔葬制度，并随葬具有中原、燕、齐等地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同时又使用具有北方族群特色的积石墓、头蹄葬，随葬青铜鍑、金盘丝耳环、虎形贴金铜牌饰、铜泡、环首刀以及大量使用玛瑙、绿松石、水晶饰品等。第二期以积石墓及其祔葬车马-殉牲坑为代表，随葬青铜、玉石、陶器、骨角器、金器、海贝、骨贝、石贝等，相对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三期，以遗址第④层及其下的多数遗存为代表，典型器物为各种陶釜、罐、豆、盆等，相对年代为战国中期，个别或可延至战国晚期。铜盖豆鬲行唐故郡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河北地区东周时期最为重要考古发现，遗址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遗存年代分为三期。

本年度发掘地点分别位于遗址第Ⅱ区北部地层破坏区、第Ⅱ区西部遗存丰富区、二号车马坑南侧遗迹M92（2019年发现未发掘至底）和故郡城址南侧环壕东部，共计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春秋晚期土坑墓2座、水井1眼、战国早期积石墓4座、杂殉坑1座、车马坑2座，战国中期水井17眼、灰坑21座、故郡城址南环壕东部1段，出土青铜器、铁器、骨器、陶器等完整或可复原文物70多件（套）。遗迹：M58杂殉坑铜勺出土情况春秋晚期-战国中期灰坑21座，开口形状分为不规则形及圆形。遗迹：M35出土文物：M35陶器战国早期积石墓4座，盗扰严重，墓东北向或东向，墓底保存尚好，墓室土圹东西长2.5-2.6、宽1.4—1.6、墓残深1.5-2.4米。

前室呈方形，拱券顶，顶面绘星象图，四壁上部设壁龛12座，内嵌12生肖汉白玉彩绘人像浮雕。墓葬前室汉白玉彩绘人像浮雕墓葬出土遗物有白瓷碗、“新官”款白瓷钵、金钗、银饰件、玛瑙饰件、铜帽钉等。墓葬为一座坐北朝南青石砌筑的大型石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东西耳室、后室组成。

墓葬由墓道、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侧室及耳室组成，墓室总数多达12个。根据墓葬形制、斗拱结构、壁画风格及出土的汉白玉构件、莲花纹瓦当、细白瓷器等特点推测，该墓时代约在中晚唐时期，墓葬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墓主身份显赫，墓葬内涵丰富，为唐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墓葬平面墓葬坐北朝南，墓道位于南端，北接庭院，庭院平面呈长方形，底面平整，东、西两侧砖墙上有券门通往东、西两耳室。

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共四部分组成。墓门门楼（南→北）棺床及房形椁（南→北）房形椁室造型别致。墓室南壁中部为甬道内口，东西两侧墙壁上绘有壁画。

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漫道晚唐五代时期城墙城台开元寺南遗址历年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宗教遗物、建筑构件等。自2015年考古勘察以来，已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发现遗迹284处，出土文物6700余件，明确了开元寺南遗址囊括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连续的文化层叠压，存在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晚唐至明清民居街巷系统三个遗存系统。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目前已经确定发现的城墙系正定晚唐五代时期的子城北墙，城墙防御系统的发现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提供了实证。

甬道和南耳室放置实用的车和驾车的马，中室象征墓主人生前宴饮作乐的厅堂，后室出土了轰动中外的第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使我们对汉代“玉衣”的形制和结构有了全面的了解，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长信宫灯满城汉墓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各类文物10633件，其中精品4000多件。特别是窦绾的镶玉漆棺，在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它的出土给研究汉代贵族葬具提供了新资料。

D组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平面呈曲尺形,由一条通道和五个单元组成。B组位于发掘区的北部，A组的西侧，由一个不规则形的院落和三个单元组成。发掘区四组建筑的平面形状不尽相同,A、C两组是长方形,B组呈不规则形,D组呈曲尺形，填补B、C两组留下的空间,使建筑总体成为较规整的布局。

通过勘探发现1座边长近730米的战国、汉代时期城址，并对其进行了解剖。发掘2700平方米，发现灰坑451座、房址15座、窑址1座、路5条、墓葬9座、沟10条、夯土遗迹2处，年代为战国、汉代、魏晋北朝、唐代、宋金、金元时期。遗址中部分布一条东西向战国中晚期城垣，西南侧揭露战国中晚期城址西北折角，经对其解剖，基本了解城垣内部结构、建造方式、构筑技术、始建和废弃过程。

另外，1号墓的形制以及椁室内出土的“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对研究战国时期国君陵墓提供重要实物资料。中山王陵墓共发掘两座，分布在当时国都灵寿的城址内外，一处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1、2号两墓东西并列，西侧的1号墓已经发掘，可以确认是中山王墓。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铁足大鼎中山王墓出土的大量精美器物充分显示了战国中晚期中山国手工业生产水平的高度，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杨家庄遗址汉代墓葬保存完好，时代集中于西汉晚期至西汉末期，主要包括战国时期聚落遗址、西汉时期墓地、唐代墓地和清代墓地四个时期的遗存。

赵邯郸故城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遗址，全城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两个部分。赵王城遗址是赵邯郸故城遗址的宫城部分，由西城、东城和北城3座相连的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

墓葬为一座坐北朝南青石砌筑的大型石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东西耳室、后室组成。墓门顶部为圆拱形，以条石错缝平砌封堵，上部墨线绘菊花和菱形花纹带。

这是首次在故邺城周围发现东魏、北齐平民墓地，为完整研究故邺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遗物规格高，“尚食局”款瓷器为皇室专用，“内”“宫”“官”字款砖，应为专门定烧。龙、凤、迦陵频伽、绿釉凤纹脊饰等建筑构件及铜鎏金龙头等规格很高。由上可以推测，太子城遗址的性质为金代皇室行宫遗址。

张匡正墓备茶图宣化辽墓壁画是辽代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技术纯熟，而且壁画面积大、人物多，为辽代墓葬所罕见。张匡正墓后室西壁壁画“出行图”根据墓主人的不同身份，表现出不同的“行仪”，仪卫前呼后拥，以示隆重，是辽国贵族等级制度的真实写照。宣化辽墓是我国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共发掘商、汉等时期墓葬80余座，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42座商代墓葬，出土了以商代青铜器为主的数百件珍贵文物。商代墓葬出土随葬品300余件，包括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蚌器、木器多类，其中青铜器有270多件，包括鼎、簋、觚、爵、鬲、觥、卣、方壶、方彝、铃铛、戈、矛、镞、钺、弓形器、斗、斧、锛、凿、刀等器形，随葬铜器基本组合为觚、爵或觚、爵、戈。墓地内随葬品种类、造型同商王朝中心区域基本相同，显示出和商王朝的密切关系。

邺城是我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里程碑，邺城遗址的单一宫城制度、中轴线对称布局、整齐明确的都城功能分区等对其后历代都城产生了重大影响。

定州商代方国贵族墓葬的发掘是上世纪我国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墓坑制作规整，等级森严，普遍流行殉人殉狗制度，随葬品较为丰富。

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塔基刹柱础石与砖涵佛寺东南和西南隅各有一大型院落，四周由边长117、跨度约13米的廊房式建筑环绕，院落中部偏北处各有一处大型殿堂。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东南院大型殿堂式建筑及连廊佛寺遗址平面近方形，东西宽约430、南北长约450米。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属邺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家沟遗址位于阳原县东城镇虎头梁村西南约500米的于家沟西侧，泥河湾盆地中部、桑干河北岸一条支沟——于家沟的第二级阶地中。于家沟遗址为泥河湾遗址群最重要的一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址，也是盆地内最早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